人類製造生產工具，以改善生活。此工具被發明及使用後，人便期望它能為別人所用；此中顯示人能「節制一己擁有之私念」 → 製造工具，乃精神奮發之表現；以此推論，集體使用工具，則為集體精神奮發的呈現。此萬眾一心的意志，乃「公共意志」之顯 → 此「公共意志」，乃從「特殊意志」超拔出來而成為「普遍意志」 → 「普遍意志」彰顯，人類遂集體實現社會價值。在此基礎上，「超自利之心」便會發揚，自我限制「自私心」，並予以超越而成「公心」，經濟制度成立的基礎正是在此 → 制度形成，人便會互相承認財產之分配，經濟得以發展。人致富後，便追求精神生活的超升，實現個人理想。
經濟活動的形成，乃人類於共同遵守的制度裡，以財易物(或以物易物但此非主流)。在唐先生的理論中，此制度賴以成立的基礎，是人類「公心」之顯發，此「公心」之終極根源，乃道德理性。
人類之經濟意識、經濟活動以至經濟社會組織與其理想，自始根據於人之內在的精神活動道德自我之要求而成立，亦即直接間接以人類之自覺或不自覺的道德理性基礎而成立。
~ 《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》第三章“經濟意識與道德理性”導論
此道德理性，為超越的形而上概念，具有普遍性與必然性。
以財易物的經濟活動，形成資本的累積與增長。從個人與個人間之交易，到團體、集團以至企業間之交易，形成今日至為普遍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(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有多種形態，有以市場主導為絕對原則的、配合政府計劃形式的、社會主義混合形式的……等等，唯此不在本文討論之列)。以唐先生的理論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之形成與發展，正繫於人類共同擁有的道德理性，由一顆自利之心開始，憑藉創制工具(生產工具不止於硬件，還包括軟件如管理制度、生產網絡甚至發展理論與產業創意等，亦可算是軟工具)以改善生活之意志，到超越自利心，顯發公心，遵守制度，共同創造財富並尊重及維護私有財權，達至在經濟持續發展之同時，累積個人及團體財富，最終尋求個人理想實現，提升精神生活。此一整個流程與框架，道德理性是為基礎。
經濟活動發展至今，在資本主義的操作下，由工業革命時期到今天的創意工業 – 如互聯網衍生的種種嶄新交易模式 – 「資本主義精神」一直在顯發，如以唐先生的觀點，在此背後有一更高精神活動之道德意識在推動，並在自利與公利間作出合理調節。道德意識尤如一個水壩，調節滾滾流動並不時洶湧而出的自利心，使它納入一個秩序之中。而這洶湧流動的自利之心，也是資本主義精神昂揚奮發的最大原動力。
德國社會學家韋伯，在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》一書中，對資本主義經濟行為有以下的描寫：
資本主義的經濟行為是依賴于利用交換機會來謀取利潤的行為，亦即是依賴於(在形式上)和平的獲利機會的行為。
~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》導論
韋伯認為，資本主義須以理性追求 - 雖然非理性的痕跡仍比比皆是。以上他說“依賴於(在形式上)和平的獲利機會的行為”，以唐先生的觀點，這是人內在的公心在推動，使財富能以公平的觀念分配，這不啻是韋伯所謂“和平獲利形式”所形成的基礎。
韋伯在此書中，提出了一個至為重要的問題：為何資本主義在西方發展得遠比東方好？此中包括西方的資本市場及企業管理遠較先進嚴謹，創意及製造水平一直領先…等。既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繫於道德理性，為何以儒家為宗之中國未能自行發展出嚴謹的經濟制度，至今改革開放後仍須不斷參照西方的模式運作？
唐先生承認人有私心，但人能從私心跳出，承認他人亦有私心，並加以顧及與尊重，這是「恕道」。寬恕之心、包容之心，當然是人類普遍的內在價值，中國人亦非常推崇海納百川，有容乃大的胸襟。但以恕道維護私有產權的理性規則，只是個基礎，卻不足以激發資本主義精神。韋伯在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》裡探討的核心觀點是：西方資本主義精神，乃源於十六世界的宗教改革。
首先，何謂資本主義精神？韋伯認為所謂「精神」，乃一群人在社會互動中表現的行動傾向。
一種如此適應資本主義的各種獨特性的生活態度最終能夠得到選擇，而且能左右其他的生活態度，那麼，這種生活態度在開始時就不可能是起源於若干孤立的個人，而只能是一種為一切人群所共有的生活方式。
~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》上篇第二章“資本主義精神”
西方自十六世紀起，人們開始認為合理合法地從其他人身上掙錢並不是罪惡，自由勞動並賺取金錢是世俗美德，由此而形成一種合乎資本主義的生活模式，並逐漸併發出資本主義的「精神」。這「精神」的原爆點，正是宗教改革。
韋伯認為，基督新教的「天職」概念，向傳統基督教思想作出了有力的挑戰。在傳統思想中，工作只為榮耀上帝。而在路德的宗教改革後，世俗的工作被演繹為受上帝所呼喚堅而守職業崗位，並盡力把它做好，因為這是上帝為你安排的工作。世俗勞動不再是貶意。這是觀念上的哥白尼式扭轉。
而加爾文教派提倡「愛鄰人」的觀念，便是企業嚴密組織力的起點。加爾文教義認為人之存在於世是為榮耀上帝，因此任何為鄰人而設的組織服務，皆要好好地經營，把事情做好，方能增加上帝的榮耀。於是，卓越的組織力開始出現了。加爾文教派並提倡「入世禁慾」主義，把僧侶式的紀律帶入現實生活，以至工作之中，一種現代人所追求的企業系統化管理的雛型遂誕生了。
唐先生以極為邏輯的思維，輾轉引申，建立以道德理性為本的經濟制度形成之構造模型，非常慎密。然而，他的系統重於窮本溯源，並未闡述經濟制度持續發展及轉變的「助成動力」，此中必須有一個「精神」在後面推動。依韋伯的觀點，基督教的改革對經濟組織、活動及制度注入飽滿的動力，替西方社會開出資本主義，其發展過程裡未有脫離理性的軌跡，以基督教入世理念作支點，撐起整個發展。韋伯的理論基礎與唐先生並不相違，為探索資本主義本源提出了一個偉大的洞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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