孟子說仁義內在，人是性善的，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超越根據。牟宗三先生說這是一個「偉大的洞見」(great insight)。荀子反其論而道之，認為人之成善，是被教化的結果，而非天性如是。他開宗名義便說：「人之性惡，其善者偽也。」
人性是善？是惡？是非善非惡？是時善時惡？乃千古諍辯不休的問題。孟子緊守仁義內在的原則，對告子一步不讓字字緊迫，《孟子．告子篇》遂成經典。若以一種常情常感、普遍心理而至每天真實經歷以體驗之，對大部份人來說，人性時善時惡甚至性惡，可能更合乎情理、常態以至日常所聞所見的真實。是固「性惡論」的確有廣泛市場認受性。我認識一位在醫院精神科工作的朋友，她說在她的病人中，有些簡直以犯罪或破壞為己任，反覆作惡而無絲毫悔意，完全不能以性善論之，最後唯有以藥物治療。這位朋友也有唸孟子，但對仁義禮智的主張卻始終充滿疑問。我沒有跟她討論過荀子性惡論的題，說不定她會深表認同。
荀子的性惡之說，對其「性」的界定，為人的自然天性，亦即與生俱來的自然之性，乃動物性，須透過人為的後天努力，逆覺體證，人性始可向善的方向發展。此說便與孟子有著根本上的分別。我們可以不認同孟子性善之說，但必須承認孟子自終至終把仁義內在的觀念緊緊扣著，一切從人性的這個「善端」推出去，於是人的行為便有堅實的先驗基礎，而至整個系統在在言之成理。而荀子從人性源頭之「惡端」說起，認為慢慢克服自然情慾便可化惡為善，其說法便有不少可堪思考之處。
如果人類的本性根源是惡，是一片本能慾望的潛意識，則人類邁向至善，理性得以彰顯的目標便太艱鉅。黑格爾的絕對精神是步步發展的歷程，如在人性本惡的基準上，理性如何能照明萬物而使之向上翻越呢？亞里士多得認為理性是人的本性，所以理性的實現就是人本性的實現，其目的論觀點認為世界便是理性的自我充分實現，如建築在性惡論上，宇宙豈非只能朝向暗黑邁進，最後把非理性「充分實現」？如此基督教把「神」這個至善形式逐步實現的根據亦不存在了。佛教肯定人皆有成彿之可能根據，有真如之心；雖然無明闖入令我們產生諸般執著，但憑藉聲聞緣覺仍可成佛。唯在性惡論之下這便變得加倍困難，因人的本質只有污染性，是個妄心，需靠機緣巧合遇上菩薩方可得聲聞，雖然「人身難得」是得到了，但「佛法難聞」，加之自身性惡，點化艱難，成彿真是遙不可及。
荀子把價值的本源擺開了，然後談教化，這不能算是絕對的理想主義，亦建構不出一個真正的理想世界。曾有人說過“好的小孩教不壞，壞的小孩教不好”。荀子重「教」這個客觀精神，主觀精神則重「壞」不重「好」。如依孟子，「行為壞」的小孩因有「本性好」作基礎，故可教好。如依荀子，「行為壞」的小孩因「本性惡」，實難教好矣。
荀子認為通過聖人的教化、法律的管治，人便能限制情慾；所謂「明禮儀以化之，起法正以治之，重刑罰以禁之，使天下皆出於治，合於善也；是聖王之治而禮儀之化也。」然而聖人也是人，如果性惡論有普遍性，則本性惡的人如何會成了「聖人」呢？他成聖的動力因在那裡呢？而且既然人性本惡，則人應對惡有所憧憬與嚮往，那為何要衍生出那些禮儀法度以自我限制呢？這不是有違本性的矛盾行為嗎？荀子本身也是人，依性惡論他自己也是性惡的，而且依他所說性善論既難以在現實生活中找到證驗，復不能施行，（「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；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。貴其有辨合，有符驗。………今孟子曰：「人之性善。」無辨合符驗，坐而言之，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；豈不過甚矣哉！」）那何以他自己會提出禮法制度以約制性惡這個說法呢？他正在提倡這個主張之同時，不是正在驗證其性善之說嗎？那何以說「人之性善無辨合符驗」呢？這便成了自我推翻與循環論證之邏輯謬誤。
牟宗三先生在「荀學大略」中對性惡論有精闢見解；他說荀子是「以智識心」（而非「以仁識心」），「以心治性」（而非「由心見性」）。以智識心，能表現思想本體，使人成為理智的存在，而對人性卻無善解，故亦不能立「人極」也（見「荀學大略」裡「荀子之基本原則：天生人成」一章）。
人類在對最高善的追尋過程中，須以思辨理性與實踐理性兩條腿走路。荀子雖言教化，最終回歸儒家一脈，但禮儀法度始終是外在的，唯有人之真實本性方為內在的、終極的「根」。人性本善，這未必可以證明，卻是一個信念。荀子的系統始終重理性主義而輕理想主義，未能對人性及宇宙最根絕的光輝作出一往無前的肯定。荀子自己說：「塗之人可以為禹。凡禹之所以為禹者，以其為仁義法正也。」然而在性惡的主張下，為禹的力量又怎能足夠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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