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華人民共和國史,就是一部鬥爭史。
前三十年除了無日無之的大型政治運動 - 鎮反、肅反、反右、三反五反、大煉鋼、人民公社、文化大革命 - 還有殘酷的黨內政治鬥爭,高崗、饒漱石、彭德懷、賀龍、劉少奇、林彪,還有很多老帥與高幹被鬥垮整死,中國亦成了一個廢墟。
三次被整不死的鄧小平,開創了後三十年的改革開放,也在八九年血洗了北京。當時的學運領袖王丹,逃到美國,後來在哈佛大學取得歷史博士學位。由他講中共史,六四事件當然是最矚目部分。
王丹以異常冷靜方式講述整個天安門事件,從資料陳述到實況描繪,俱客觀得像一個旁觀者,講到自己時亦稱王丹,而不是稱「我」。閱讀這種平靜與抽離、近於不帶感情之陳述,真實感與現場感反而更強烈,尤如自一個冷酷視角,嗅到長安大街的血腥。
回顧外,亦前瞻。王丹不在中國,自一個距離觀察及分析中國的未來,預測民族命運將往何方去。
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,經濟持續增長,此增長是依靠一黨專政推行,這使改革成本大為降低,因它是建基於社會弱勢全體受剝削的基礎上,是一重不公義的、畸形與扭曲的增長。透過政治權力的壟斷,資金、資源、技術集中收歸於跟中共關係超級密切的大企業之中,逐步形成今日「國強民弱」之格局。龐大的權貴集團,與弱勢群體或者說一般民眾,形成了階層對立,中間則隔著一層中產階級。按一般社會發展理論,中產階級的興起必將帶動民主化訴求,這情況會出現於中國嗎?
王丹把未來聚焦並寄託於公民社會力量,在此節骨眼上,他提出了「黃金交叉點」之論述。
他的看法是若要再啟動政治改革,中國必須出現「真正的中產階級」,亦即「不依賴國家權力關係致富的中產階級」。他們背靠的不是政權,而是社會,社會與他們的利益結合於一起。這樣的一個中產階級,才能提出獨立於國家權力以外的變革訴求。這個作為公民社會一部份的中產階級,正實際上出現了,這是王丹對中國未來充滿希望的底因。而當有一天公民社會充分發展,使得社會力量開始超越國家力量的時候,就是「黃金交叉點」的出現,那時就是中國真正實現政治轉型的起點。
這樣的「黃金交叉點」會不會出現呢?改革三十年,一個非當權者引導、更非樂見的成果是,隨著計劃經濟的不斷萎縮,和國家權力從若干社會領域內有限地撤出,由國家壟斷社會資源的局面逐漸改變了。社會流動性增加與社會空間擴展,國家對意識形態的壟斷亦漸次瓦解,各種更具現代意味的社會組織形式紛紛建立,並以日益普及的網路社群為發動平台,令眾多社會訊息與不同之價值觀多元擴散。中共壟斷輿論的現象實際上已不再存在,公民社會之力量正逐步增長,並將最終實現國家與社會分享權力之結果。
希望呢一日快啲出現!
回覆刪除[版主回覆03/15/2012 00:20:20]一定快過妳所想!
記得當年好多流亡海外既學生領袖例如柴玲, 吾爾開希去到他方之後都被人批評得體無完膚, 但其實佢哋當年只係二十出頭既年輕人, 去到一個無親無故既新環境, 會disoriented一d都唔奇. 再加上要改變社會, 唔好再指望人哋做得夠唔夠, 應該要自己行前多一步嘛!
回覆刪除[版主回覆03/19/2012 01:31:59]說得很對哩。當年的學運領袖赤誠熱血固莫可置疑,在廣場上亦已是做得非常非常好。在一個決定性的時空裡,他們演好了自己的角色,不負民族,也不負青春。
薪盡火傳,歷史又快將要來到關鍵的臨界。人的抉擇其實也挺簡單:對自己的靈魂與歷史負責。
方勵之先生走了。
回覆刪除你未能完成的志業,自有無數後來者。薪盡,火傳。
r.i.p.
90年到波士頓升學,有機會認識嚴家其,方勵之,王丹,李祿,柴玲等人。感受是離開了中國,他們只能是政治難民,你愛/關心國家/人民,國家/人民不愛/忘掉了你,到頭來只是一場苦戀。
回覆刪除[版主回覆04/24/2012 20:31:13]是以多元發聲的春秋時代,是中國思想最開放的黃金紀元。及至漢武帝尊儒,發展出一套倫常典範的超穩定架構,中國的政治倫理與人常生活便再越不出這套秩序;直至49年後被打破,然後衍生出另一套麻痺思維的極權體系。
馬列破產後,今天中國完全喪失價值綱維,靠共黨不斷鼓動所謂的愛國思想以穩定其政權,整個民族陷身於國家主義與物質主義,精神上則一片虛無,儼如浩劫後的廢墟。
[Leonard回覆04/24/2012 03:46:50]其實中國是有可以很容易有民主的,只要不在大一統的年代(e.g.春秋戰國,三國,民國初年)
同樣地,如果歐洲一直是一統獨大,就絕對沒有現代民主產生。
[版主回覆04/24/2012 02:01:03]中國人,對抽象理念 - 譬如民主 - 的認知能力薄弱,亦興致缺缺。
唐德剛先生說中國要建立民主共和,須要二百年時間。一百年過去了,中國人終得享民主生活了,不在神州大地,在台灣!